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，而元史独多缺憾，非史官之失职也，文献不足征耳。元起朔漠。本乏纪录，开国以后，即略有载籍，而语不雅驯，专属蒙文土语，搢绅先生难言之。逮世祖朝，始有实录，相沿至于宁宗，共十有三朝。然在世祖以前，仍多阙略，世祖以后，则往往详于记善，略于惩恶，史为国讳，无足怪也。
元亡明兴，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实录，命修《元史》，以李善chang为监修，宋濂、王祎为总裁，二月开局，八月书成。惟顺帝一朝，史犹未备。又命儒士欧yang佑等，往北平采遗事，明年二月，重开史局，阅六月书成，颁行后，已有窃窃然滋议者。盖其时距元之亡，第阅二三年，私家著述，鲜有所闻，无由裒合众说，he定异同。观徐一夔与王祎书，谓“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，元不置日历，不设起居注，惟中书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，即据以修实录，其于史事已多疏略。至顺帝一朝，且无实录可据，惟凭采访以足成之，恐事未必he，言未必驯，首尾未必贯穿”云云。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，不克完善，在徐氏已豫知之矣。厥后商辂等续撰《纲目》，薛应旗复作《通鉴》，陈bang瞻又著《纪事本末》，ti制不同，而所采事实，不出正史之外，其阙漏固犹昔也。他若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，记太祖、太宗事，《元秘史》亦如之，语仍鄙俚，脱略亦多。《丙子平宋录》记世祖事，《庚申外史》记顺帝事，一斑之窥，无补全史。而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暨《元儒考略》等书，更无论已。
自明迄今，又阅两朝，后人所作，可为《元史》之考证者，惟《蒙鞑备录》《蒙古源liu》及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等书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出自近年，系清侍郎洪钧所辑，谓从西书辗转译成，其足正《元史》之阙误者颇多，顾仅至定、宪二宗而止。《蒙鞑备录》及《蒙古源liu》亦一秘史类耳。明清二代多宿儒，容有钩隐索沉，独成善本，惜鄙人见闻局隘，未能一一尽窥也。
本年春，以橐笔之暇，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，于蒙古西征时，较中史为详，且于四汗分封，及其存亡始末，亦足补中史之阙，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？不揣谫陋，窃yurong合中西史籍，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。寻以材力未逮，戏成演义，都六十回，事皆有本，不敢臆造，语则从俗，不yu求shen。而于元代先世及shengong轶事、外域异闻，凡正史之所已载者，酌量援引，或详或略；正史之所未载者，则旁征博采，多半演入。茶余酒后，取而阅之，非特足供消遣，抑亦藉广见闻，海内大雅，其毋笑我芜杂乎？是为序。
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海上寓庐
元亡明兴，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实录，命修《元史》，以李善chang为监修，宋濂、王祎为总裁，二月开局，八月书成。惟顺帝一朝，史犹未备。又命儒士欧yang佑等，往北平采遗事，明年二月，重开史局，阅六月书成，颁行后，已有窃窃然滋议者。盖其时距元之亡，第阅二三年，私家著述，鲜有所闻，无由裒合众说，he定异同。观徐一夔与王祎书，谓“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，元不置日历，不设起居注，惟中书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，即据以修实录，其于史事已多疏略。至顺帝一朝，且无实录可据，惟凭采访以足成之，恐事未必he，言未必驯，首尾未必贯穿”云云。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，不克完善，在徐氏已豫知之矣。厥后商辂等续撰《纲目》，薛应旗复作《通鉴》，陈bang瞻又著《纪事本末》，ti制不同，而所采事实，不出正史之外，其阙漏固犹昔也。他若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，记太祖、太宗事，《元秘史》亦如之，语仍鄙俚，脱略亦多。《丙子平宋录》记世祖事，《庚申外史》记顺帝事，一斑之窥，无补全史。而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暨《元儒考略》等书，更无论已。
自明迄今，又阅两朝，后人所作，可为《元史》之考证者，惟《蒙鞑备录》《蒙古源liu》及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等书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出自近年，系清侍郎洪钧所辑，谓从西书辗转译成，其足正《元史》之阙误者颇多，顾仅至定、宪二宗而止。《蒙鞑备录》及《蒙古源liu》亦一秘史类耳。明清二代多宿儒，容有钩隐索沉，独成善本，惜鄙人见闻局隘，未能一一尽窥也。
本年春，以橐笔之暇，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，于蒙古西征时，较中史为详，且于四汗分封，及其存亡始末，亦足补中史之阙，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？不揣谫陋，窃yurong合中西史籍，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。寻以材力未逮，戏成演义，都六十回，事皆有本，不敢臆造，语则从俗，不yu求shen。而于元代先世及shengong轶事、外域异闻，凡正史之所已载者，酌量援引，或详或略；正史之所未载者，则旁征博采，多半演入。茶余酒后，取而阅之，非特足供消遣，抑亦藉广见闻，海内大雅，其毋笑我芜杂乎？是为序。
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海上寓庐